因此，央行的货币定价权既有法律上的依据，又在经济运行中实际拥有。

走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请回来，海外并购的核心是与中国13亿消费者市场的对接和落地，全过程还应包含这些产业或企业与A股市场或香港市场的对接。主持人问，你以前好像不是这么看的。

所以，近年来我国海外并购热点领域的转移，折射了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向内需为主方向的重大转型。很多难民在本国是律师和医生，有很高的社会地位，很受人尊重，天天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下，很容易抑郁，而黑市上很容易买到自动武器。讲座结束时已是晚上10点，东部凌晨1点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我问大家谁当选了，大家说特朗普当选了。特朗普当选后，第一时间成功地视察了《纽约时报》，美国主流媒体也从此再无人追问其私德问题。还有一个人需要感谢中国人。

在中国经济的每一个角落里，我们都看得见这张广告牌的影子。中国社会需求侧升级已经来临 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上图能帮助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转型。经济观察报：五五体制和经济起飞，它们之间呈现出一种因果关系吗？ 阎小骏：不能轻易（下这个结论），只能说这两个历史事实是同时发生的，至于中间有没有因果关系，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。

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这本书也是按照政治学的发展脉络来讲的。但你也谈到了这些理论最大的问题，即对现代化道路单向度和单一化的前提。国家能力最低，接近于失败国家的有，南苏丹、索马里、中非、民主刚果这些国家，所以这个国家能力排名和国民总收入排名结合起来看，会更好一些。所以这也是福山最近的书里面讲的比较多的，国家能力很重要。

所以也有第二个定义，就是人们在一个政治体中享受的实质权利来判断是否民主。因为失败国家无论对内对外来讲，都是灾难。

经济观察报：像魏玛、德国的这种模式，它是提高到另外一方面，它提高到应该是政治参与面，这种模式导致了纳粹德国的上台，它纯粹是因为突然提高政治参与面，还是说与它与整个国际形势有很大关系？ 阎小骏：当然也有战后赔款问题的压力。而现在确实有很大变化，国际学术界对于国家的认识，特别是对很多失败国家的认知、研究，发现很多失败国家实际上是在民主制度下运行的，在全民选举的制度下运行的，大家也都在想，为什么这些国家成了失败国家？ 有的国家，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提出的药方进行改革，但是越改越乱，一片混乱，所以福山的讲法，实际上是对很多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政治学理论的一种反思。阎小骏：对，现在基本上政治学家有这个共识。所以就很难讲，现代化是一条线，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点，最终点是英国和美国。

若是不执行合同，国家会保证不执行合同一方受到惩罚，国家保证执法。尽管各国不同政治学家作为个人一定有其不同的政治和价值取向，但作为学科而言当代政治学竭力避免对政治事物、现象或者过程给予道德判断、价值预设，也不会给任何一个政治现象、过程或者制度简单贴上好与坏、善与恶的意识形态标签。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他们就总结为11个现代人的标准，那么你满足这11个标准，你就是现代人。第三点，国家也是规划力量，它对发展进行规划。

所以，投票和任何的公投之类，都是咨商的形式。但当代政治学则着力解释政治的实然状态，亦即现实政治是怎样的？为什麽会这样?当代的政治科学特别重视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中观理论，即探讨政治现象、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发生、发展和消亡的规律。

但是在新加坡，首先我觉得它第一个是靠自律，第二个是他律。在一个失范和失序的社会内是很难有发展的。

如果你有相当程度的实质权利得到保证的话，那么就是民主的。如果是，你就打一分，如果不是，你就打零分，谁得分最高，谁就是最现代化的。国家理论之后，政治学界发觉，除了制度化的政治世界以外，有时候制度化的渠道无法反应人们的诉求，人们会走上街头，那么社会运动成为新型政治，所以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结合，出现了对抗性政治的脉络。最后，查尔斯•蒂利认为，最好的定义方法，是用过程导向型，他认为民主实际上五花八门，有各种不同的形式，能够以不同的形式来得以实现，但是最后来判别是不是民主，那就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存在公共咨商的过程。国家能力 (statecapacit)这个概念是当代政治学的最新发展之一。进入 阎小骏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政治学 现代化 民主 。

这是现在对于每个国家整体政治秩序和国家能力的排名。第二个是外国军事力量入侵带来的民主化。

由于每个国家发展的时机不一样，会导致你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不一样。阎小骏：发展型国家确实是东亚发展经验的先声，就是说导致了后来的很多辩论，包括东亚经验、亚洲价值观，市场驱动还是国家主导，包括一直到现在的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辩论。

而这种革命性的，一蹴而就的方式，他认为是不好的，像法国动荡了很多很多年。经济观察报：在这种多元现代化结果当中，是否有共通的地方是政治学可以去概括的？在已经抛弃或者说脱离西方价值视角的前提下。

这基本上是所有政治学，也是我们政治学学生必读的第一本书。当下我们认为，现在发展最关键的，所有的发展模式都必须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。阎小骏目前是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副教授，在哈佛大学读政治学博士期间，他师从著名汉学家裴宜理。但是日本，国家很深的介入到发展的进程之中，而且成为主要的主导力量和推动力量。

这类国家对内既无力治理、维护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，也无力汲取税收、保证履行正常的公共职能所需要的财政资源。决定国家能力高低的因素很多，我将来会专门写书再做具体讨论。

其实我认为由日本所开始的发展型国家，就是一个先声。在当代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分道扬镳之后，政治学对于价值判断本身是很警惕的，所以当代政治学很少在价值判断上发表言论，它的研究都是研究为什么，是什么这两个问题，而不判断，也不会提出应该怎样，什么是最好的，这都已经是政治哲学的范畴了。

所以魏玛共和国的形式，在达尔看来也是不好的，他认为最好的是通过在精英内部的民主试验，然后不断地扩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。特别是现代西方社会希望在那些国家看到西方式的民主制度，并没有在那些国家建立起来，相反是宗教极端势力，还有一些激进势力，以及很传统的威权体制等，建立起另一种形式的传统型政治体制，有很多政治学家认为，这是应验了亨廷顿的观点。

民主转型的国家歧途 经济观察报：你在这本书中谈到了民主转型的四种路径，第一种是外国势力撤出导致的民主化。当国家机器弱小到无法掌控和分配资源、维护社会安宁以及建立国土防卫的时候，它就根本无力治理内政、履行职能。第二，它有一系列非常清晰、完整，而且执行非常严格的法律，能够保证整个政府对于国家发展的介入，不会造成严重的贪污腐败的情况。国家能力的强弱与政体类别不一定直接相关，可以说西方政体下国家能力未必强，非西方政体下国家能力未必弱。

这实际上是用西方的标准在衡量现代性问题。解释路径，而非道德原则——但现代政治科学是否也有一些公理性的原则？ 阎小骏：当代政治学所讨论的议题范畴可谓是包罗万象，其基础理论涵盖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。

政治学研究并不预测未来 经济观察报：你谈到，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，任务是解释现象，而非指导实际行动。所以，这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和21世纪初期，政治学界对于我们所处的政治世界的认识在逐渐深化，从比较宏观的发展、现代化，逐渐有新制度主义的介入，我们开始考虑政治组织，逐渐我们发觉，在政党、选举这类政治组织之外，还有国家的存在。

而英美则是市场驱动型的。有人认为这个第四波的民主转型，实际上也应验了亨廷顿当年的论断，就是每一波民主转型浪潮之后，都要有一个反潮流。